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8日主持召开了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讨论了能源发展中的相关战略问题和重大项目。面对全国大面积的雾霾污染，会议决定加大我国能源结构的调整力度，即通过控制能源总量降低能源需求的增速，发展清洁能源等一系列的举措，向雾霾“宣战”。

 

本次会议对于水电的新表述是，“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基础上，有序开工合理的水电项目”。这种提法似乎与“十二五”规划中的“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水电”的表述，略有不同。这个微妙的变化引起了一些人的猜测。因为，“十二五”规划中的“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水电”的表述，是从“十一五”规划中的“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有序开发水电”的表述演变来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演变，很多同志认为是因为“十一五”期间，我国水电遭遇到了严重的妖魔化，不仅一些规划开工的项目被搁置，而且一些已经开工的项目，也曾被叫停。最后，导致“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大型水电的核准基本被冻结。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清洁能源，水电项目的受阻，使得我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工作遭受重创，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导致“十一五”刚刚过后的2011年，在水电发电量出现负增长的同时，我国很多地区的能耗水平不降反增。由此可见，水电等清洁能源地位之重要。“十一五”后期，为扭转水电被妖魔化的局面，国家组织了一系列的水电科普宣传，澄清了妖魔化水电的一些误导宣传之后，大批的水电项目才获得重启。与此同时，在当时新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中，也把“十一五”的“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有序发展水电”的表述，转变为“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水电”。

 

当时不少人都理解为，从“有序开发”到“积极发展”是国家对水电支持力度加大的重大调整。然而，随后的事实却不能令人乐观。根据“十二五”能源规划中新建水电的1.6亿千瓦(其中包括抽水蓄能0.4亿千瓦)的要求，“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应新开工水电项目0.32亿千瓦。但是，迄今为止“十二五”已经过去了三年多，而我们新开工的水电还不到0.4亿千瓦。完成计划的比例还不到25%，规划的完成情况还不如“十一五”。这说明我国水电政策从“有序开发”调整到“积极发展”的表述，并没有能实际加快水电的建设。

 

此后，人们进一步仔细分析了“有序开发”和“积极发展”的含义之后，发现“有序开发”与“积极发展”只是侧重描述不同的情况。一个是微观的行为，而另一个是宏观的表态。对于微观的、具体的开发，必须要有序才行。而对于宏观的发展，国家对水电的态度一直都是积极地支持。可见，积极发展也是国家对水电的一贯态度。不过，人们可能会有疑问，既然国家对水电的态度一直是积极支持，为什么“十一五”和“十二五”水电的开工规划都没能完成呢?笔者认为，很可能是规划中所含“保护生态”的表述，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生态与环境是有区别的，提倡保护环境是毫无问题的，但是把保护环境的口号换成保护生态，就有可能产生歧义。生态环境具有极强的中国特色，在国际生态学词典里几乎找不到该术语。所以，尽管国内很多学者经常使用，但至今国家科技名词委员会发布的《生态学名词》未收录这个术语。

 

环境一般是指生物有机体周围的一切的总和，它包括空间以及其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有机体生活和发展的各种因素，包括物理化学环境和生物环境。人们在使用环境这个术语时，往往指人类环境，以人作为主体。宏观的生态与环境一样，其主体都是相对于人的。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曾指出：“每一个有机体都不得不反抗其环境，而文化又强化了这种对抗。生活于文化中的人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我们重新改变了地球，使之变成城市。但这个过程包含着某种辩证的真理：正题是自然，反题是文化，合题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这两者构成了一个家园、一个住所(‘生态学’的希腊语词根oikos的含义就是住所)。”

 

由此可见，从宏观上看对于人类来说，生态就是要通过对自然环境的反抗，创造一个适应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要保存某种自然生态。这就是宏观意义的生态。然而，对于微观意义上的生态，情况就大不相同。例如，相对于某一具体动植物的生态研究者来说，其生态的主体则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它们也可以称为某某领域的生态学。可见，在人们的概念里，无论是生态，还是生态学都可以是多层次的。

 

对于包括整个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体生态系统来说，生态环境的表述与环境的差别是不大的。但是，当我们研究或考虑某一个不包含人的子生态系统的时候，保护局部子生态的结果，很可能会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构成不利的影响。

 

目前这种由于片面地强调保护某种生态所带来的全球生态破坏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生态学界的高度重视。2013年11月，英国生态学会理事长就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他在英国生态学会百年庆典上的一篇题为“生态学必须进化”的演讲文章。他指出生态学研究必须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必须高度关注气候变化、疾病传播、粮食安全等有关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生态问题。他号召学者对各种动、植物生态的研究，不能只强调保护，而更要尊重其进化规律。也就是说，生态学者必须要有“以人为本”的保护生态的意识，必须要尊重人类文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自然生态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