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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昌黎教授发表于 1998 年《日本学刊》的《试论日本的金融 “大爆炸”》一文，是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金融改革的经典学术文献。文章以 1996 年日本启动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为核心，系统梳理了改革的背景、内容与影响，兼具历史深度、理论价值与现实观照，在学术研究与实践参考层面均具有重要意义，以下从多维度展开综合评价：

　　文章采用 “背景 - 内容 - 影响” 的经典分析框架，层层递进、脉络清晰。在背景部分，从金融机构困境、传统体制弊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下滑、信息通讯革命推动四大维度，全面剖析了日本启动金融 “大爆炸” 的必然性，既涵盖国内金融系统的内生矛盾，也兼顾国际环境的外部压力，避免了单一视角的片面性；在内容部分，聚焦 “自由化、国际化、透明化” 三大核心目标，细化为金融资本市场建设、法规制度完善等具体举措，精准把握了改革的核心逻辑；在影响部分，从业务多样化、行业竞争、外汇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等八个方面展开，既分析了改革的积极成效，也不回避不良债权处理、制度衔接等潜在问题，形成了 “成因 - 举措 - 效应” 的闭环分析，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思维。

　　作为一篇聚焦现实经济改革的学术论文，文章高度重视实证数据的支撑作用，增强了研究的可信度与说服力。在阐述金融机构困境时，通过引用 1992-1997 年全国银行不良债权总额（40 万亿 - 100 万亿日元）、20 家主要银行不良债权核销规模（20 万亿日元）、银行股股价变动幅度等具体数据，直观呈现了银行体系的经营危机；在对比东京与纽约、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以外国银行数量、外国企业上市数量、证券交易规模等量化指标为依据，清晰揭示了东京的差距。这些数据涵盖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领域，时间跨度贴合改革进程，来源权威、运用恰当，为理论分析提供了坚实的事实基础。

　　文章既立足日本国内金融体系的微观运行，深入分析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经营困境与改革诉求，又跳出单一国家视角，将改革置于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探讨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欧美金融体制接轨等问题。同时，通过对比英国金融 “大爆炸” 的改革经验（在注释中详细说明英国改革的核心内容），为日本改革提供了参照维度，体现了跨国家、跨领域的研究视野。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国内与国际的对照，使得研究既有具体落点，又有全局高度，能够全面把握改革的多重属性。

　　文章发表于 1998 年，正值日本金融 “大爆炸” 推进的关键阶段，其研究不仅及时梳理了改革的阶段性成果，还对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金融机构破产风险、制度衔接漏洞）进行了预判，为后续改革的调整与完善提供了学术参考。同时，文章对传统金融体制弊端的分析、对金融自由化与监管平衡的探讨、对金融国际化与本土制度适配性的思考，不仅适用于日本案例，也为其他国家金融改革提供了借鉴，尤其是对理解金融自由化进程中 “效率与风险” 的辩证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展现了较强的学术前瞻性与现实指导价值。

　　文章融合了金融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既运用了金融自由化、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转换等金融学核心概念，也关注到制度变迁（如 “护送舰队方式” 行政保护的废除）、路径依赖（传统金融体制对改革的制约）等制度经济学视角，体现了学科交叉的研究特色。同时，文章不局限于纯理论探讨，而是紧密结合日本金融改革的实践进程，分析制度设计与现实执行的衔接问题，避免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实现了 “理论解释实践、实践检验理论” 的良性互动。

　　文章以 1996-1998 年的改革进程为核心研究对象，发表于 1998 年，未能涵盖 2001 年改革目标到期后的完整成效与后续调整。日本金融 “大爆炸” 在推进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如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不良债权处理的反复），改革成效与最初预期存在一定差距，后续还出现了金融机构重组、监管体制进一步调整等新情况。若能延伸研究时段，追踪改革的长期效应，将使研究更为完整。

　　文章重点聚焦制度改革、政策举措等显性因素，对文化传统、利益集团博弈等隐性因素的探讨相对薄弱。日本 “护送舰队方式” 的行政保护体制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还与日本特有的产业政策文化、政企关系模式密切相关，这些非制度因素对改革的推进阻力、执行效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金融机构的经营文化、投资者行为习惯等也可能制约改革的落地，文章对这些因素的忽视，使得对改革复杂性的分析不够全面。

　　文章虽在注释中提及英国金融 “大爆炸”，但未对两国改革的背景、路径、成效进行系统对比。英国与日本的金融体制、经济基础、国际地位存在显著差异，其改革的推进策略（如监管体制改革的节奏、业务自由化的顺序）也各有特点。若能增加比较研究的篇幅，深入分析两国改革的异同及其成因，可进一步丰富研究的理论内涵，为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提供更具普适性的启示。

　　总体而言，《试论日本的金融 “大爆炸”》是一篇兼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优秀论文。其完整的研究框架、扎实的实证支撑、开阔的研究视野，使其成为研究日本金融改革的重要文献，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尽管受发表时段、研究视角等因素限制，文章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其学术地位。该文不仅精准把握了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金融改革的核心逻辑，更对理解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中的制度变迁与风险治理具有长远的启示意义，至今仍对研究金融改革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日本金融 “大爆炸” 作为战后日本金融体系从 “规制主导” 向 “市场主导” 转型的关键实践，其改革背景中 “金融机构困境、传统体制滞后、国际竞争压力” 等核心矛盾，与中国当前金融改革面临的 “化解风险、深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 等诉求存在一定相似性。尽管两国制度环境、经济阶段存在差异，但日本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仍能为中国金融改革提供多维度启示，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日本金融 “大爆炸” 的直接动因是泡沫经济崩溃后巨额不良债权积压，而其改革中 “直面风险而非拖延” 的思路，对中国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一方面，日本通过 “财政资金注入 + 存款保险制度强化” 缓解不良债权冲击，例如政府明确存款还本付息保障、修改金融法规健全破产处理机制，避免了单一机构危机演变为系统性信用风险；另一方面，其 “早期纠正制度” 的引入（以自有资本比率为核心指标，提前干预经营不稳机构），为风险预警提供了制度工具。

　　对中国而言，这启示我们需进一步构建 “风险前置处置 + 多元保障” 体系：一是持续优化不良资产处置机制，通过市场化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手段拓宽处置渠道，同时避免 “以贷养贷” 式的风险拖延，尤其需关注中小银行、地方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化解，防止风险累积；二是完善存款保险制度的 “风险预警 + 应急处置” 功能，探索差异化保险费率（如参考日本 “可变保险费制度”，结合金融机构稳健性调整费率），强化市场约束；三是建立 “早期纠正” 的量化指标体系，对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覆盖率等关键指标触及阈值的机构，提前采取限制业务扩张、补充资本等措施，将风险控制在萌芽阶段。

　　日本金融 “大爆炸” 的核心目标是实现金融自由化，其 “打破业务壁垒、推进价格市场化” 的举措，既释放了金融活力，也暴露了 “监管滞后于开放” 的问题（如早期因跨业经营监管不足，加剧了金融机构竞争无序）。这对中国 “渐进式市场化改革” 具有重要警示意义：金融自由化需与监管能力同步提升，避免 “一放就乱”。

　　具体来看，中国可借鉴其 “分阶段、有协同” 的改革逻辑：一是在业务自由化方面，日本通过 “先允许子公司跨业经营，后废除金融持股公司限制” 的梯度推进策略，为机构转型预留适应期。中国在推进 “混业经营” 试点（如银行理财子公司、保险资管公司参与证券业务）时，可参考这一思路，先明确跨业业务的范围边界与风险隔离机制，再逐步放宽限制，避免不同金融业态风险交叉传染；二是在价格市场化方面，日本实现 “股票委托手续费自由化、外汇交易自由化” 的过程中，始终注重 “降低交易成本与防范投机” 的平衡。中国在深化利率市场化（如 LPR 改革）、推进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时，需进一步完善 “利率走廊”“外汇风险准备金” 等配套工具，增强市场对价格波动的适应性，同时打击短期投机易，维护市场稳定；三是在市场透明度建设方面，日本改革中 “强化金融机构财务公开、引入外部监察制度” 的举措，启示中国需加快推进金融机构信息披露标准化，尤其是对影子银行、资管产品等领域的信息披露进行规范，让投资者充分掌握风险，落实 “卖者有责、买者自负” 原则。

　　日本金融 “大爆炸” 中，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落后于纽约、伦敦的核心症结，在于 “制度与国际脱节”（如会计标准非国际化、外汇管制残留），而其 “通过改革推动会计制度标准化、构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体制” 的应对策略，对中国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直接启示。

　　一方面，在 “制度接轨” 层面，日本引入 “时价会计” 以适配国际投资者需求，这提示中国需加快推进会计制度、税收制度与国际规则的衔接：例如在金融资产计量中，逐步扩大公允价值计量的适用范围，提升财务信息的国际可比性；在证券税制方面，可参考日本 “废除有价证券交易税、优化资本利得税” 的思路，降低金融市场交易成本，避免因税制差异导致交易流向海外（如日本曾面临 “东京市场交易成本过高引发空洞化” 的风险），为上海吸引国际资本创造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在 “功能升级” 层面，日本通过 “扩大日元跨境流动、强化东京资金供给能力” 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可依托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等试点，进一步放宽人民币跨境使用限制（如扩大大宗商品贸易、对外投资中的人民币结算比例），同时完善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供给机制（如丰富人民币衍生品工具），让人民币成为更便利的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此外，日本 “通过金融自由化吸引外国金融机构、扩大外国企业上市规模” 的做法，也启示中国需进一步扩大金融市场准入（如放宽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限制、简化境外企业在 A 股上市流程），提升上海金融市场的国际包容性与活跃度。

　　日本金融 “大爆炸” 暴露了传统 “分业监管” 的局限性（如银行、证券、保险跨业经营后，单一行业监管难以覆盖风险），其 “成立金融监督厅、实现跨领域一元化监管” 的改革，以及 “从‘护送舰队’式保护转向规则型监管” 的思路，对中国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中国实践来看，可汲取以下经验：一是在监管架构上，进一步强化监管协同，避免 “监管真空” 与 “重复监管”。日本将原属大藏省的金融检查、证券交易监视等职能整合至金融监督厅，实现了 “跨业态、跨市场” 的统一监管，这启示中国需持续优化 “一行一局一会” 的监管协调机制，尤其在数字金融、跨境金融等跨领域业态中，建立常态化的监管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机制；二是在监管方式上，从 “事前审批” 转向 “事中事后监管”。日本改革中废除 “外汇银行独家经营” 等规制，转而通过 “严格执法、违规严惩” 维护市场秩序，这提示中国需减少对金融机构业务的行政干预，更多依靠 “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管理” 等市场化指标进行约束，同时加大对金融欺诈、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强化监管震慑；三是在监管工具上，借鉴日本 “重视风险管理与内部监察” 的做法，推动监管科技（RegTech）的应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实时监测与精准识别，尤其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隐性风险，提升监管的穿透性。

　　日本金融 “大爆炸” 中，邮政储蓄、政府系金融机构因 “资金运用行政化、市场机制缺失”，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短板，而其 “推动邮政储蓄民营化、调整政府系机构业务范围” 的尝试，对中国改革政策性金融、规范政府引导基金等公共金融业态具有启示意义。

　　日本邮政储蓄曾长期将资金转入大藏省资金运用部，导致资金配置效率低下，这与中国部分政策性金融机构 “重规模、轻效益”“业务与商业性金融重叠” 的问题有相似之处。对此，中国可借鉴其 “明确公共金融边界” 的思路：一是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聚焦 “逆周期调节、弥补市场失灵” 的核心职能，如在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领域加大支持力度，同时减少对竞争性领域的介入，避免与商业银行形成不公平竞争；二是对邮政储蓄、社保基金等公共资金的运用机制进行改革，逐步降低 “行政化分配” 比例，引入市场化的投资决策机制（如委托专业资管机构管理），提升资金运用效率，同时加强信息披露，接受社会监督，防止资金被滥用或低效配置。

　　需明确的是，日本金融 “大爆炸” 发生于 “经济长期萧条、金融体系积弊深重” 的特定背景，其改革中 “激进开放导致短期风险加剧”（如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叠加改革冲击，引发多家金融机构破产）的教训，也警示中国金融改革需坚持 “渐进式” 路径，避免脱离自身经济基础与监管能力的 “冒进式改革”。

　　总体而言，日本的经验启示中国：金融改革需以 “风险可控” 为前提，以 “市场化、国际化” 为方向，以 “监管升级、制度接轨” 为保障，在化解存量风险的同时，构建更具韧性与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同时，需始终立足中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制度优势，将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需求相结合，避免金融 “脱实向虚”，让金融改革真正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目标。

　　金融 “大爆炸” 虽以 “自由化、国际化” 为目标，但改革过程中因 “节奏失衡、监管滞后、风险处置被动” 等问题，加剧了金融机构破产潮、市场波动等负面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复苏。中国金融改革需以日本经验为鉴，立足 “稳中求进” 总基调，从 “改革节奏把控、风险底线守护、监管体系适配、实体经济锚定” 四大维度出发，构建 “风险可控、效率提升、服务实体” 的改革路径，具体策略如下：

　　日本金融 “大爆炸” 的重要教训是：在金融体系脆弱（不良债权高企、机构抗风险能力弱）、配套制度不完善（如监管机制、退出机制缺失）的背景下，过快推进全面自由化，易导致 “改革红利未显、风险先至” 的困境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叠加改革冲击，日本多家银行、证券公司集中破产，加剧了金融体系动荡。中国金融改革需避免此类 “激进冒进”，坚持 “渐进式、分阶段” 推进，核心在于 “改革节奏与体系韧性相匹配”：

　　1.按 “先基础后进阶” 划分改革优先级：优先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如统一的金融数据平台、标准化的信息披露体系、市场化的风险定价机制），再逐步推进高风险领域开放。例如，在混业经营改革中，先通过 “子公司模式”（如银行理财子公司、保险资管公司）实现有限度跨业试点，待风险隔离机制、监管协同能力成熟后，再探索金融持股公司等更高阶模式，避免 “一步到位” 引发的业态混乱。

　　2.根据经济周期动态调整改革力度：避免在经济下行期、市场信心薄弱时推出大规模激进改革。日本在 1990 年代经济长期萧条期强行推进全面自由化，导致金融机构 “雪上加霜”；中国需结合经济景气度灵活调整改革节奏 —— 在经济平稳回升期可加快市场化、国际化举措（如扩大外资准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则聚焦 “风险化解与信心修复”（如强化不良资产处置、稳定金融市场预期），实现 “改革与稳增长” 的平衡。

　　3.建立改革 “试点 - 评估 - 推广” 闭环机制：依托上海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等试点区域，对高风险改革举措（如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离岸金融业务）进行先行先试，通过 “小范围测试 - 效果评估 - 问题修正” 的流程，总结可复制的经验后再逐步推广，避免 “全国性铺开” 导致的风险扩散。例如，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先通过 “经常项目可兑换 - 资本项目部分开放 - 离岸市场建设” 的阶梯式推进，而非直接实现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降低短期资本冲击风险。

　　日本金融 “大爆炸” 期间，因 “不良债权处置拖延、机构退出机制缺失、存款保险制度不完善”，单一机构破产风险多次演变为区域性、系统性危机（如 1997 年兵库银行破产引发局部信用恐慌）。中国金融改革需以 “主动防控、精准处置” 为核心，构建覆盖 “风险预警 - 处置 - 兜底” 的全链条体系，避免风险累积与扩散：

　　1.强化 “早期预警” 与 “前置干预”：借鉴日本后期引入的 “早期纠正制度”，但需避免其 “指标单一、干预滞后” 的缺陷。中国可构建 “多维度风险指标体系”，将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覆盖率、不良贷款率、关联交易集中度等核心指标，与宏观经济指标（如 GDP 增速、房地产价格指数）联动，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实时监测；对指标触及阈值的金融机构，提前采取 “限制业务扩张、要求补充资本、强制引入战略投资者” 等干预措施，防止风险从 “潜在” 转向 “显性”。

　　2.完善 “市场化风险处置” 机制：日本改革初期过度依赖 “行政保护”（如政府直接注资救助大型机构），导致 “道德风险” 累积；后期虽推进市场化处置，但因制度不完善效果有限。中国需建立 “分层处置、多元参与” 的市场化机制：对中小金融机构，优先通过 “兼并重组、资产出售、债务重组” 等市场化方式化解风险，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明确 “生前遗嘱”（Recovery and Resolution Plan），提前制定危机处置预案，避免 “大而不能倒” 引发的市场扭曲；同时，引入民间资本、外资等多元主体参与风险机构重组，提升处置效率。

　　3.优化 “存款保险 + 财政兜底” 的安全网：日本存款保险制度初期因 “覆盖范围有限、赔付效率低”，未能有效缓解市场恐慌。中国需进一步强化存款保险制度的 “风险缓释” 功能：一是扩大覆盖范围，将民营银行、村镇银行等中小机构全面纳入，明确 “50 万元本息全额赔付” 的刚性预期，稳定公众信心；二是探索 “差异化保险费率”，根据金融机构的风险等级动态调整费率，通过 “高风险高费率” 强化市场约束；三是建立 “存款保险基金与财政资金的协同机制”，在极端情况下由财政资金提供流动性支持，但需严格限定使用条件，避免 “财政兜底” 引发的道德风险。

　　日本金融 “大爆炸” 的核心矛盾之一是 “监管体系滞后于业态创新”—— 传统 “分业监管” 无法覆盖银行、证券、保险跨业经营的风险，导致 “监管真空” 与 “重复监管” 并存，加剧了市场混乱。中国金融改革需同步推进 “监管体系升级”，构建 “全覆盖、协同化、前瞻性” 的监管框架，实现 “改革推进到哪里，监管就跟进到哪里”：

　　1.强化 “跨领域监管协同”：借鉴日本成立 “金融监督厅” 实现一元化监管的思路，但需结合中国 “一行一局一会” 的监管架构，避免 “机构整合” 引发的效率损耗。重点在于建立 “常态化监管协同机制”：一是成立 “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由央行牵头，统筹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部门，解决跨领域、跨市场风险（如影子银行、数字金融、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协同问题；二是统一 “监管标准”，对跨业经营的金融产品（如银行理财、券商资管、保险资管）制定统一的风险计提、信息披露、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标准，避免 “监管套利”。

　　2.推进 “功能性监管” 替代 “机构性监管”：日本长期实行 “按机构类型分业监管”，导致同一类业务因 “所属机构不同” 而监管标准不一。中国需转向 “按业务性质监管”：无论金融产品由银行、证券还是保险机构发行，只要业务实质相同（如资产管理业务），就适用统一的监管规则；同时，对 “创新金融产品”（如数字人民币、跨境金融区块链平台）实行 “穿透式监管”，透过产品表面形态识别其底层资产与风险实质，避免 “业态创新” 规避监管。

　　3.加强 “前瞻性监管” 与 “国际协同”：日本监管初期因 “过度关注国内市场、忽视国际风险传导”，未能有效应对跨境资本冲击。中国需构建 “国内 + 国际” 双维度的前瞻性监管：在国内，建立 “金融创新风险评估机制”，对新业务、新产品先进行 “风险评估” 再允许试点，避免 “盲目创新” 引发的风险；在国际，加强与美联储、欧洲央行、国际清算银行（BIS）等机构的监管合作，同步跟进 “巴塞尔协议 Ⅲ” 等国际监管规则，在跨境资本流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领域建立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机制，防范 “外部风险输入”。

　　日本金融 “大爆炸” 后期出现 “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 的问题 —— 金融机构过度追求 “跨业经营、跨境投机” 的短期收益，减少对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导致 “金融空转”，加剧了经济萧条。中国金融改革需始终坚守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本源，避免重蹈日本 “金融自我循环” 的覆辙：

　　1.强化 “实体经济导向” 的激励机制：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推动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倾斜。一是完善 “差异化信贷政策”，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实行 “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优惠利率” 等激励措施，降低融资成本；二是建立 “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考核体系”，将 “实体经济贷款占比、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制造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 等指标纳入监管考核，与机构的市场准入、业务许可挂钩，引导金融机构主动服务实体。

　　2.抑制 “金融空转” 与 “投机性创新”：日本改革中因 “缺乏对投机性业务的约束”，导致金融机构大量参与股票、房地产投机，加剧了资产泡沫。中国需加强对 “金融空转” 的监管：一是严格限制金融机构 “自融自投”，禁止银行通过理财资金、信托计划等渠道违规进入房地产、股市等投机领域；二是规范 “金融创新” 的边界，对脱离实体经济需求、仅为 “加杠杆、赚差价” 的创新产品（如复杂衍生品、多层嵌套的资管产品），实行 “负面清单管理”，坚决予以遏制；三是加强对 “资金流向” 的监测，通过 “穿透式监管” 追踪信贷资金、资管产品资金的最终用途，防止资金 “体外循环”。

　　3.平衡 “金融创新与实体需求”：日本改革中过度追求 “与国际接轨” 的创新，忽视了国内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中国需坚持 “需求导向” 的金融创新，确保创新服务于实体企业的痛点：例如，针对中小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创新 “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信用贷款” 等产品；针对实体经济 “跨境结算效率低”，推广 “跨境金融区块链平台、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 等工具；针对绿色经济发展，开发 “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碳金融衍生品” 等产品，实现 “创新为实体赋能，而非脱离实体自我循环”。

　　日本金融 “大爆炸” 的负面影响，本质上是 “改革目标与本国国情脱节、改革节奏与体系韧性失衡、改革推进与监管适配错位” 的结果。中国金融改革需立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制度优势，既要吸收日本 “市场化、国际化” 的改革经验，更要规避其 “激进冒进、监管滞后、脱离实体” 的教训：始终坚持 “稳中求进” 的总基调，以 “风险可控” 为前提，以 “服务实体” 为目标，同步推进 “改革、风险防控、监管升级”，构建 “更具韧性、更有效率、更可持续” 的现代金融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